不久前，微信派揭秘“群控”江湖批量操控多個僵尸號搶紅包，而這只不過是“薅紅包”灰產的冰山一角。

在O2O、P2P項目扎堆時，一些運營人員與羊毛黨結成默契的刷數據同盟。試圖以價格優惠吸引用戶的平臺，結果被有備而來的“羊毛黨”吸走“元氣”一蹶不振的案例觸目皆是。那么多出師未捷身先死的項目，就有不少是羊毛黨的戰績。

本錢寒冬中很少有項目敢效仿滴滴、美團做補助，這讓職業刷客感受到了饑餓的滋味，直到刮來了“共享單車”的風口。“充返活動”、“免費騎”、“紅包車”、“寶箱車”等活動越打越烈，視搶占市場份額為首要目標的共享單車，似乎并沒有考慮到羊毛黨的威脅。

為何初衷很好的“紅包車”走了樣？

今春3月，一波酷似兩年前的網約車燒錢大戰打響，摩拜、ofo在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爭相推出“紅包車”活動。一般只要超24小時未被騎行的車輛就會被App標注為“紅包車”，用戶騎行10分鐘即可參與搶紅包，而且騎行至商圈區域隨機派發的紅包金額越大。

除了用戶增長外，通過利益設計喚起自愿參加車輛調度的生力軍，也是單車品牌推出紅包車的目的之一。基于無樁和用戶自由停放的共享單車，需要平臺派出大量的運維人員把單車搬運至人員稠密區，來對抗單車流動的“潮汐效應”，而紅包車正是品牌為了減少線下運營成本而采取的辦法。

然而 To C 項目最大的問題是用戶忠誠度不夠，對價格較為敏感。只要一方挑起補助戰，其他平臺如果不跟進，用戶基本會被全部“洗”走。所以在摩拜之后ofo、小藍車也在其App中上線了紅包車，筆者身邊的伴侶基本上都成為了兩個平臺以上的用戶。

如此密密麻麻的紅包車，對羊毛黨來說就像是單車品牌發出的“人傻錢多速來”招呼。第一波單車羊毛黨早已經盯上了ofo，其機械鎖密碼重復的bug為他們打開了便利之門，除了騎行免費外，他們還通過掌握固定密碼而把單車以編號刷漆、刮損等形式據為己有。

一些貪自制的市民是以多個手機賬戶掃街找紅包車，通過物理位移單車來薅紅包，“效率”相對較低；而職業化羊毛黨則是通過批量購置卡商的手機號碼開多個賬戶，并以手機虛擬定位器修改共享單車的移動地址，從而制造單車被騎行的假象，再批量操作上百個ID同時搶紅包。

由于紅包車推廣活動上線后的金額一般設置較大，一些羊毛黨足不出戶就能薅紅包數萬元，甚至于出現了一套專門薅共享單車補助的產業鏈：羊毛黨在“賺客吧”、“Thewolf”等平臺前端收集信息、卡商在中端進行養卡發卡、黑客在后端定制化編寫薅紅包程序。

誰來拯救“紅包車”？

Uber CEO曾體現在一年虧損10億美元，補助戰如同一場生死戰。如今單車盜刷門檻更低，羊毛黨更為跋扈獗，如果沒有很好的反薅手段，平臺會在市場開拓期就留下巨大的財務窟窿。

實際上，紅包車補助只是假設補助了用戶，用戶與專業的薅紅包人士比擬僅僅當做娛樂，更多是平臺喂肥了羊毛黨，要把補助真正分給對線下運維有幫手的普通用戶，就必需及時讓紅包車與羊毛黨劃清邊界，予以有效阻擊。

不然即使是以紅包車戰略打贏了市場，共享單車平臺最終為了盈利會出現滴滴那樣漲價情況，平均半小時1元的低價出行局面就很難維持，最終傷害的是用戶體驗。

當前共享單車平臺的反薅手段主要是：

（1）平臺采用單張身份證+單個手機號+驗證碼嚴格實名制，而羊毛黨通過購買身份證信息虛擬注冊，而且一個身份證可以有多張手機號；

（2）反薅技術人員對用戶庫中以同一個IP在同一個時間段注冊的大批量連號進行攔截，并使用爬蟲技術把號碼從盜刷軟件中爬出來加入黑名單，但此方法并不精準；

（3）監管異常賬戶，不過羊毛黨的反偵查能力增強，通過偽裝成差別地區的普通用戶，在軟件中等待10分鐘之后再開啟紅包等辦法躲過監管。

作為一種高效的運維和營銷方式，共享單車項目并不肯意徹底放棄“紅包車”，終究其對市場刺激效果明顯。各運營方嘗試差別的解決措施，好比設立專職技術崗位來進行監管，但單一崗位實際上是與整條產業鏈在戰斗，收效甚微。

面對羊毛黨的囂張氣焰，摩拜與ofo均降低紅包金額，而其他單車項目要想在補助大戰中反超，應首要解決羊毛黨薅補助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