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系梅永紅在第三屆大梅沙中國創新論壇上的演講。
梅永紅，現任深圳國家基因庫主任、華大基因農業集團董事長兼總裁。2015年9月6日，梅永紅辭去山東省濟寧市人民政府市長職務，其“辭職下海，棄官經商“的舉動曾引起廣泛關注。
很高興在離開科技創新領域六年以后，還能夠回到這樣一個環境里，跟大家共同討論有關創新的話題。剛才我們聽了朱院長和張院長談到的創新問題，這些問題實際上都是老生常談的話題。以前我在科技部工作的時候，十年前就在討論這個問題，今天看來似乎依然有討論的必要。我今天結合自己從部委到地方，再到企業的工作經歷，重點談談企業創新面臨的幾個體制機制障礙。
一、政府職能定位問題
對這個命題，我算是比較有發言權。我以前在部委長期從事政策研究，后來作為市長是具體的政策執行者。我們一直在說，中國社會在轉型，相比較前十年、前二十年，各方面都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我也提出一個問題，究竟政府在管理理念、管理架構、管理工具上發生了多大的變化？至少在我看來，我們現在長期談論的政府越位、政府缺位，依然是普遍存在的。
比如政府越位的問題。我在科技部任職的時候就多次提出，為什么要讓政府部門來分錢呢？為什么要讓政府官員決定科技人員做什么具體的項目呢？政府本應該是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但實際上政府掌握著大量的資金，從而可以直接決定著一個科技人員去做什么樣的課題，能拿到多少科技經費，成果到底是多高水平，能拿什么樣的獎勵，甚至最終由此延伸到他到底能住多大房子、到底能拿多少工資。如果說在計劃經濟階段我們還可以理解的話，那么今天我們已經明確提出要建立現代院所制度，要建立現代法人治理結構，為什么還依然樂此不疲地分錢呢？這個問題什么時候才能得到根本的解決呢？
記得我在擔任科技部政策法規與體制改革司司長的時候，曾經試圖對科技獎勵制度有所觸動。我深知，這樣一個獎勵制度盡管有它的獨特價值，但作為影響科技活動的一個重要標桿，其中確實存在著許多悖論。但是，當我們做了很多基礎性工作，比如中外科技獎勵制度的比較，關于科技獎勵制度的問卷調查，最后提出要對獎勵制度改革的時候，發現阻力很多而沒有獲獎的成果反而創造了巨大的社會價值。這種阻力不僅僅來自于政府內部，尤其是獎勵體系中的官員，甚至還來自于一些科技人員。從本質上說，這就是一個政府越位的問題。比如 “科技進步獎”，究竟對科技進步有多大的作用？由政府來裁決某個項目是一等獎、二等獎或三等獎，真的有意義嗎？事實上，我們看到不少獲得獎勵的成果，在市場和社會中并沒有得到充分的認可，政府認定獲獎了，科技成果才有價值、有公信力了嗎？
再談談缺位的問題。這個問題更讓大家感到困擾，我們有這么龐大的政府體系，怎么還會缺位呢？比如當前我國經濟面臨持續下行的壓力，許多人還是希望政府通過增加投資來擺脫目前的困境。但是我更愿意提出一個常識性的問題，政府能不能在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上做更多的努力？能不能把由政府主導提供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成本降下來？如果政府這么做了，也許中國現在有一大半陷入困境的企業能夠很快走出困境。具體來說，土地成本能不能降一點，那是由政府決定的；能源成本能不能降一點，在當前這種經濟形勢下“三桶油”依然賺的很多；物流成本能不能降一點，中國的物流成本比歐美物流成本要多10個百分點，遍布全國的公路收費站讓眾多企業叫苦不迭；融資成本能不能降一點，歐美日本的融資成本已經降到零甚至是負數，我國從表面上看也已經不高了，但實際情況卻遠非如此；稅收能不能降一點，特別是針對中小微企業的結構性減稅，一定能夠讓眾多企業渡過眼下的寒冰期。總之，這都是政府應該做而且也完全可以做到的事，但我們顯然還沒有做到，這就是政府缺位。
回到我們今天討論的創新問題上。我們能不能為創新提供更多更好更低成本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呢？以生物技術為例，我認為政府可以做很多事情。大家知道，21世紀必將是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的世紀。這個波瀾壯闊的世紀，注定要比近代歷次科技革命、工業革命更具有顛覆性和決定性。對中國來說，我們面臨著太多機會，面臨著在這個領域趕上甚至超越發達國家的千載難逢的機遇。我們究竟以什么樣的姿態來迎接這個全新的時代呢？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在這個問題上仍然存在著太多的困擾。美國奧巴馬在任期間，不斷拋出生命科學領域的國家計劃，如百萬人基因組計劃、腦科學計劃、癌癥登月計劃、微生物計劃等，舉美國國家之力來推動這些重大科學工程，真正體現美國的國家意愿、國家意志，真正體現國家有效的組織。但是我們呢？我看到很多的戰略都是停留在紙面上，這個領域仍然是各自為戰、一盤散沙。即使有了一些專項，也往往被異化為各單位之間的“分肥計劃”——沒有人會對最終的結果真正負責。我們國家的組織性到底體現在哪里呢？面對這樣一個機會，如果我們現在還是處在小分隊的階段、游擊隊的階段，我們如何跟那些本來已經走到我們前面的國家去比拼、去較量呢？！這就是典型的政府缺位。
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缺位也很突出，成為困擾眾多企業創新的一個重要命題。這些年來大家一直談論這個問題，但到現在也沒有解決好。我在擔任市長期間，曾經深度介入發生在當地的一個知識產權官司，陪著被侵權的企業一路打官司，從地方法院一直打到最高人民法院。我之所以愿意介入，一方面是因為我曾從事過知識產權方面的工作，了解這方面的情況；另一方面則是出于維護公道和法理，因為這個案子實在太荒唐，太歁負人。一個歸國十幾年的學者，窮盡智慧和身家投入技術創新，不僅研究成果被別人盜用，而且反過來還被別人追著打。官司打贏了，但我的心里并沒有感到輕松。現實中類似這種情況可能還有很多，在這種問題面前我們的法律工具到底有多大力量？政府公信力究竟有多大力量？總之，在創新問題上，政府職能轉變、職能定位雖然是老生常談，但也是一個常說常新的話題。
二、企業創新問題
在企業創新問題上，我特別想談談企業家的地位。剛才有的專家談到熊彼特的理論，即創新不是一般的科學發現和發明，而是新要素的組合，進而完全市場實現的全過程。現在大家越來越形成一個共識，認為企業家才是技術創新的核心。我的問題是，既然我們認可技術創新，認可企業家在技術創新的獨特地位，我們是不是真正把企業家作為國家的戰略性資源來看待？現實情況未必是這樣的，我們對企業家包容嗎？我們包容的夠嗎？每一個機構、每一個人都會有很多問題，尤其是在一個制度不盡完善的情況下，企業家面對很多復雜甚至惡劣的環境，他們是在負重前行啊！今天很多人只看到企業家的財富和光鮮，許多人戲稱企業家是“土豪”。但是有多少人看到企業家捂著被子在哭？有多少人看到企業家走投無路時的場景？很多人對企業家吹毛求疵，計較企業家存在的各種不足和問題，卻很少有人關心有沒有為企業家提供一個良好的體制機制和政策環境。每一個企業家都是企業的靈魂，他們依托企業創造社會財富，提供就業機會，維護社會穩定，但企業家的社會地位夠嗎？
我是從政府官員走進企業的，記得當時媒體熱炒了很長時間，很多人認為我的轉型最需要勇氣。我覺得這種說法是對的，但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看看，從一個政府官員到一個企業家，為什么需要天大的勇氣才能跨越這一步呢？這個勇氣的背后是什么呢？這里至少說明一個問題，在許多人的眼里，企業家的社會地位不高，多大的企業家也不如當官的。我在地方政府工作期間，看到很多官員對企業家吹胡子瞪眼睛，那種高高在上的氣勢令人心寒。有一次我召開一個慈善會議，召集當地一些非常有影響力、非常有愛心的企業家座談。進到會場后發現座位分成兩圈，坐在內圈的全部都是各個部門的局長、處長或科長們，而那些捐資百萬、千萬的企業家反而坐到了外圈。我說，這是給誰開會呀？我是來跟企業家對話的，你們把局長、科長擱到里面跟我對話，我跟你們對什么話呀？所以我要求當場就把位子換了，把企業家請到內圈來。舉這些例子無非想說明一點，盡管企業家是技術創新的核心，在經濟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中擔當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但他們的社會地位與他們對社會做出的貢獻是不相稱的。
還有，對企業家或者企業來說，當前的競爭環境公平嗎？今天我是在民營企業，一聽到這樣一個話題我都感到很敏感，我們現在真的公平嗎？在很多領域，對民營企業仍然有歧視性的門檻，不少政策也有明顯區別。比如國家科研經費和科技項目，體制內與體制外、國企業和民企是對等的。有的民營企業做得再好，也只能扮演跑龍套的角色。去年我們華大和一個地方的國有控股公司產生經濟糾紛，那個公司總共只有六個人，華大有五千多人。但那個公司老總跟我談到糾紛的時候說：“我們是國有企業，我們對國家和社會負責。”言下之意，華大只是一家民營企業，跟他們不在一個層次上。我就在想，這樣一家只有六人的國有控股企業，居然比一個擁有五千多人、在許多領域都走到世界前列的民營企業還有底氣，他們的底氣究竟來自于哪里？現在人們對民營企業有一個新的稱謂，叫非公企業。我真希望不遠的將來不再有這類名詞，希望這種名詞盡快從中國的詞匯語臺上煙消云散。企業就是企業，為什么非要分成三六九等呢？憑什么民營企業就要比國有企業的地位低幾分呢？沒有公平的市場環境，沒有應有的社會地位，我們的企業家不能夠昂起頭來，不能真正激發起他們創新的熱情。
三、創業投資環境
我們都有一個認識，就是硅谷的成功不僅僅是技術創新的成功，也是創業投資的成功。以色列今天被稱為“創業的國度”，很大程度也是來自于全球最密集的各類創業投資。中國經過多年努力，也有了很多創業投資，為中國技術創新帶來了巨大的推動力。
但是，今天我們又面臨著很大的困擾，就是中國資本市場的“一地雞毛”，已經殃及到創業投資，殃及到千百萬投身于創業的創業者。目前在IPO排隊的有很多企業，而且這個數量還有不斷增加。大量的創業投資無法及時地通過二級市場來變現，這個路子一旦堵死了，不僅僅是創業投資本身的利益回報問題，更是把國家提倡的創業創新之路給斬斷了。我接觸了很多的創業投資人，可以說他們現在大都陷入這種困擾當中。大家試想，當創業投資都陷入這種困境的時候，當創業投資家都陷入迷茫的時候，他們怎么還能有積極性投資創新創業呢？我們國家現在極力推崇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偉大號召，會不會因此而落空呢？
總之，我現在想借這樣一個機會表明，創新對于中華民族、對于中國來說，確實是至關重要的生死符。我們現在面臨著很多問題，癥結大都是因為創新能力不足。要擺脫這種困局，同樣需要依靠創新。希望通過全社會的共同努力，解決困擾中國創新創業的體制性障礙。哪怕只是往前走一小步，我認為也是進步，也是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