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公司出于對降低成本、提高核心競爭力、開辟新市場等利益的考慮，在信息技術的支撐下，紛紛將非核心服務活動轉移出來，已形成世界產業轉移中一道新的亮麗風景線。據聯合國貿發會議和世界服務外包協會預測，全球服務外包市場將以每年30%～40%的速度遞增，到2007年將增至12000億美元。由于在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發揮人力資源優勢等方面，承接服務外包比承接制造外包有明顯的優勢，像印度、中國、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無不高度重視這次新的世界產業轉移機遇。去年，我國“十一五”規劃綱要就明確提出，要“建設若干服務業外包基地，有序承接國際服務業轉移”，商務部也隨之啟動了與這一目標相配套的“千百十工程”。無疑，這是積極的應對之舉。但在這樣的背景下，經常有這樣的聲音不絕于耳：承接服務外包將實現從“中國制造”向“中國服務”的大跨越，將完成從“世界工廠”向“世界辦公室”的轉變，將由服務經濟取代制造經濟……這類豪言壯語彰顯出國人寄予這輪產業結構調整能形成新經濟形態的急切憧憬。

　　然而，發展服務外包果真能較快地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服務”跨越嗎？冷眼旁觀，筆者對這樣“口號”、“決心”背后的現實可行性持懷疑的態度。一方面，我國現階段的經濟社會特征決定了承接世界制造業轉移仍然是主體，“世界制造中心”的角色定位還要持續很長一段時間。改革開放后，我們抓住了世界制造業轉移的機遇，以年均9.7%的高速增長躍身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制造業的貢獻居功至偉。但按照一般的認同，我國尚處于工業化的中后期，城鎮化水平只達到40%左右，在“世界并非都是平的”的背景下，一個13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對于制造產品的外依度過大是不可想象的，就算是完全的自由貿易和國際投資，保持足夠的制造業比重也是大國的全球義務。更何況，我國人力資源的狀況、制造業對整個經濟的引擎作用等諸多因素決定了我國不能放棄繼續承接制造業的轉移，打造“世界制造中心”。現實中，常有人以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接近的印度的服務經濟主導模式來支持與此相反的觀點。誠然，印度是當今發展服務外包業最成功的國家，占有全球軟件外包市場總額的65%以及全球外包服務市場份額的46%，服務業占據了國民經濟的半壁江山，近5年來持續著8%左右的高增長，經濟總量上升為全球第九位，是世界經濟發展中的一大亮點。但作為發展中的大國，制造業的整體薄弱，制造業對傳統農業的改造乏力和城鎮化的嚴重滯后，印度同時也是當今“二元經濟”最典型的國家之一，制造業的薄弱是困擾印度經濟的“硬傷”。為此，最近兩年，印度政府不斷出臺《印度制造業國家戰略》等同類政策文件，引導資金流從服務業轉向制造業，平衡產業比例，擴大就業崗位。可見，與中國同為發展中大國的印度，盡管服務業發展可圈可點，仍然免不了需補上“制造業”一課。

　　另一方面理由是——發展服務外包業本身就得依賴我國制造業的充分發展，尤其是在發展初期。一是制造業的充分發展為服務外包提供廣闊的市場需求。從服務外包的兩種形式——信息技術外包(ITO)和商業流程外包(BPO)在我國的發展情況看，目前大多由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形成的外資企業在承接國外轉移過來的信息技術和商業流程服務。例如，上海市2004年軟件出口最多的兩家企業分別是上海西門子移動通信有限公司和上海貝爾阿爾卡特股份有限公司。但外資服務公司并非僅僅局限為母公司或國外其他公司提供服務支持，中國本土制造業的強勁之勢和制造業帶動中國經濟的整體繁榮所產生的巨大服務需求，即在岸服務外包的無限前景正是吸引外資進入的又一重要原因。據《中國工商報》報道，目前我國服務業共有外商投資企業7.5萬戶，比上年增長106%，外商看中的正是潛力極大的中國服務市場。但是，若沒有制造業的充分發展，服務需求的增長就會少了“引擎”，外資服務企業就會缺少依托的根基，無根性的外資在逐利本性的驅使下就有轉投他處的可能。二是制造業的充分發展能為承接服務外包奠定良好的基礎。目前對于我國承接世界服務外包存在英語水平低、技術和管理實力薄弱、知識產權保護與行業標準等法律法規不完善、相關政策滯后等諸多障礙性因素。我們不但可以在承接服務外包轉移、發展服務經濟過程中不斷去除這些不利因素；而且還可通過強化我國與世界企業在制造平臺上已有的良好合作關系，拓寬交往領域，實現多方融合，加快國際接軌步伐，從而為承接服務外包掃清障礙。這種以迂為直的思路在發展與制造業緊密相關的物流、銷售、售后服務等外包服務時效果尤為突出。

　　在筆者看來，人們對由“中國制造”向“中國服務”轉變的迫切向往，大概源于對制造業的傳統發展模式所造成的弊端的憎惡之情。但制造業與其發展模式是不同的范疇，因發展模式的不科學而寄希望通過正在興起的服務外包來帶動服務產業的發展，從而迅速取代“中國制造”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既不現實，也有“板子打在大腿上”之嫌。其實，制造業的發展與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等傳統弊端間沒有必然的聯系。中央已高瞻遠矚地提出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發展思路，依靠現代信息技術、現代服務業的支撐，強調自主創新，按照循環經濟的發展模式，減少、甚至消除傳統模式下的弊端是完全可能的，“世界制造中心”的運行方式和內容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并不遙遠。

　　當然，面對新一輪的這波世界產業轉移浪潮，如果我們的“豪情”僅僅是止于各類豪言壯語，在實踐的面前永遠把持“理性”的邊界，筆者的的擔心也就毫無必要了。但現實并非如此。如為迎接信息技術外包的產業轉移趨勢，各地在“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等口號的鼓舞下，科技園、軟件園如雨后春筍般地建立起來。影響大點的都力爭成為“中國的硅谷”、“中國的班加羅爾”，影響小點的也習慣在“硅谷”、“班加羅爾”之前冠上當地地名，擺出一副“欲與他人試比高”的姿態，以為從此都能搭上“服務外包”這趟經濟快班車。而我們稍微留心就會發現，有多少科技園、軟件園有“園”無“業”，不少甚至是門可羅雀，一片蕭條。可見，“服務外包至上”理念在一些地方正引發新一場“急功冒進”的資源配置浪費。這樣的“新型泡沫”的出現正是我們要警惕的。

　　所以，筆者認為積極承接服務外包、努力發展服務產業無疑是正確的，但中國經濟體的現狀還不足以支撐在較短的時間內讓“世界辦公室”取代“世界制造中心”。中國經濟整體要求在建設一個新型、合格的“世界制造中心”的前提下，協調發展服務外包業，不可因后者的過分超前發展而阻礙了前者的形成。這或許是實現由“中國制造”向“中國服務”跨越的正確路徑。

來源:經濟參考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