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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的客體是認定知識產權擔保類型的關鍵

分析“知識產權擔保的類型為抵押”[1]的觀點,不難得出支撐其理論的基礎:占有是質押與抵押的根本區別特征,但知識產權作為擔保的標的,無法實現移轉占有,此乃知識產權質押的困境;由于在知識產權擔保中,占有并不能發生實際移轉,所以其公示方式只能是登記,而這正與抵押模式相吻合。基于上述兩點可得出知識產權擔保的類型為抵押的結論。占有與登記僅是擔保實行中所采取的公示方式而已,區分抵押與質押不能依據其外在的表現形式,而應根據擔保的客體而界定。如果以公示形式來劃分抵押與質押,無異于本末倒置。

(一)知識產權的性質

知識產權是一種無形產權,它是指智力創造性取得的勞動成果,是由智力勞動者對其因果依法享有的一種權利。由于知識產權與人們的智力創造活動、經營活動關系較為密切,所以,知識產權具有人身權和財產權的融合性,即“兩權一體性”,這也正是其他民事權利所不具備的特征。因此,知識產權是獨立于人身權利、財產權利之外的一種新的民事權利類型。[2]

作為一種財產權,知識產權必然具有財產的屬性——價值,包括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而“知識產權的價值全部寄存于它在市場中的實現的價值——交換價值。”[3]該交換價值的存在使知識產權擔保成為可行,即以知識產權的交換價值擔保債權或信用的實現。而如何控制或獲取知識產權的交換價值則成為擔保能否實現的關鍵,為此不得不界定知識產權的客體。

(二)知識產權的客體或對象

在知識產權領域,客體之所以廣泛采用,并等同于對象,與民法學界的主流用法有著密切的聯系。民法學界通常不區分權利的對象與權利的客體。

究竟什么是知識產權的客體,該爭議遠比知識產權的性質更令人關注。①在知識產權早期發展階段,將知識產權的客體界定為人的精神創造物實屬尚可,因為作品、專利、商標無不是權利人的精神產物。但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科技的突飛猛進,知識產權的范圍逐漸擴大且仍有繼續擴張的趨勢,“精神產物”只是知識產權的一部分,所以該界定顯得捉襟見肘。那么,“知識”能否擔當此重任呢?劉春田教授認為,“知識產權領域所涉及的知識,只是包羅萬象知識中的一部分,它專指那部分合于法律規制的創造性智力成果和工商業標記,它們是知識產權法律關系的發生的前提和基礎。”[4]但是該界定仍然不能適應并涵蓋日漸擴展的知識產權范圍,如植物新品種、遺傳資源、無創作型數據庫等,它們既不是創造性智力成果,也不是工商業標記。現在基本認同“知識產權的客體是知識產品”的觀點。該觀點認為,“知識產品”的用語,描述了知識形態產品的本質含義,強調這類客體產生于科學、技術和文化等精神領域,是人類知識的創造物,表現了客體的非物質性;同時,知識產品的本質內涵,突出了它是創造性勞動的產物,且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具有的商品意義,從而反映知識產權所包含的財產權性質。但“知識產品”還是不能準確表達知識產權的內涵,猶如商品是勞動的產品一般,它只是知識這種生產力所產生的物質形態產品,直接表達了其經濟因素,側重于知識產權的財產權屬性,不能涵蓋知識產權的人身權屬性,因而無法揭示知識產權的本質。正如一位外國學者所言,“知識產權 (IP)一詞意指創意、發明、技術、藝術作品,以及音樂和文學,在首次創作時就變得頗有價值了。”但“知識產權并非是產品本身,而是產品背后所隱藏的特殊創意,是該創意的表達方式,以及該產品的命名即描述的特殊方式。”知識產品僅是知識產權的一個產品,是一個下位概念,猶如“流”與“源”的關系。所以,筆者不贊同“知識產品”為知識產權客體的觀點。

傳統的知識產權僅包括作品、專利和商標,都是智力成果的創造物。但隨著知識經濟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知識產權涉及的內容不斷增加、范圍逐步擴大。根據 TR IPs協定,屬于知識產權范圍的新增內容有計算機程序、數據庫、地理標志、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未披露的信息、植物新品種。顯然,這些內容并不都是精神產物,并且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還將會有新的客體不斷被納入到知識產權中來。

縱觀知識產權的內容及其發展趨勢,將特定有用信息界定為知識產權客體實乃恰如其分。其優點在于:保留了知識產權的客體主要是通常意義上的知識或智力創造成果的基本含義;指出知識產權客體除包括通常意義上的知識外,還包括某些不一定能稱之為知識卻是有用信息的內容;揭示了知識產權客體的本質特征,即:信息特征。[7]當今這個信息社會中,誰掌握了信息,誰就可能獲得利益、擁有競爭優勢。由于信息須依賴于特定的載體存在,一旦被公開便進入公共領域,權利人實際上很難對其控制,更無法像物權那樣排除他人侵害,所以知識產權從一開始就需要法律的規制,即它是公共政策的產物,而“特定的有用信息”恰恰反映了法律對知識產權范圍的選擇。“隨著科學技術與社會經濟的不斷進步,越來越多的非物質成果根據公共政策的需要被法律列為知識產權的客體,雖然這些客體之間存在不少的差異,但都具有非物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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