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資子公司為提高業(yè)績，冒用母公司核心商標，情節(jié)特別嚴重，公訴機關指控子公司的行為構成假冒注冊商標罪；辯護人提出，母子公司關系特殊，是否構罪有待商榷。近日，隨著上訴期的過去，海安市人民法院審結這起特殊主體間侵權引發(fā)的案件，判決子公司構成假冒注冊商標罪。

家賊難防 為博業(yè)績“子”侵“母”權

2008年12月19日，深圳一飼料公司在海安設立全資子公司。2011年1月至2014年9月，凌某經深圳母公司任命，擔任海安子公司的總經理，具體負責海安子公司的生產、經營。深圳母公司對各子公司管理人員實行量化考核，若子公司完成當年業(yè)績指標，該子公司稅后凈利潤的一定比例作為其管理人員的考核獎金，總經理享受其中的一半，其他管理人員分享另外一半；相反，若子公司未能完成業(yè)績指標，則扣減該子公司總經理30%的年薪。

多年來，深圳母公司堅持以簽訂商標使用許可合同，并出具產品授權書的方式授權各子公司生產、銷售特定的產品并使用相應的注冊商標。“律動源”系列產品系深圳母公司的核心產品，故其未授權任何子公司生產該系列產品，或使用“律動源”商標，子公司只能從總公司進貨后銷售該系列產品。

2014年3月至2014年8月，為增加業(yè)績，海安子公司、凌某決定生產、銷售深圳母公司的核心產品“律動源C”。由于未經深圳母公司授權，不知曉該產品配方，海安子公司、凌某以其掌握的其他產品配方為基礎生產假冒的“律動源C”；之后再向深圳母公司指定的包裝袋生產企業(yè)訂購相應的包裝袋進行灌裝；最后以較低的價格搶占母公司客戶，進行銷售。

訴辯混戰(zhàn) 構罪與否爭論不休

因生豬食用上述假冒的“律動源C”后發(fā)生不良反應，客戶要求退貨，深圳母公司知曉后于2014年12月17日向公安機關報案，公安機關于2016年3月23日對本案立案偵查，查明海安子公司、凌某于2014年初至2014年8月間，在未經商標權人深圳母公司授權的情況下，以海安子公司名義擅自生產假冒的“律動源C”產品，并向他人訂購印有“律動源” 、“貓頭鷹標志”、“比利美英偉”注冊商標的包裝袋10068條，使用該種包裝袋灌裝擅自生產的豬飼料合計106噸，銷售金額合計人民幣1272000元。海安檢察院于2016年7月1日向海安法院提起公訴，指控海安子公司、凌某的行為已構成假冒注冊商標罪。

審理中，凌某及其辯護人認為，海安子公司作為全資子公司，經營決策受深圳母公司制約，經營所得歸深圳母公司所有，其與深圳母公司之間為“內部關系”，是否符合假冒注冊商標罪的主體構成要件有待商榷。

一錘定音 “特殊身份”無礙定罪

關于海安子公司是否符合假冒注冊商標罪的主體構成要件，海安法院認為可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考量：

第一，從刑法對單位犯罪中“單位”的定義出發(fā)。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十條規(guī)定可知，可構成犯罪的“單位”包含公司、企業(yè)、事業(yè)單位、機關和團體幾種類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第一條進一步明確，上述“公司、企業(yè)、事業(yè)單位”包括具有法人資格的獨資、私營等公司、企業(yè)、事業(yè)單位。海安子公司系具有法人資格的私營公司，符合上述“單位”的定義。

第二，從全資子公司的身份對其獨立性的影響分析。母子公司之間的“內部性”系相對于第三人來說，其二者之間仍為獨立個體。從法律關系來看，深圳母公司與海安子公司均具有法人資格，系獨立的民事主體，海安子公司受到深圳母公司的管理和制約，經營收益歸深圳母公司所有，是法律賦予投資者的權利，不能據此否認海安子公司在法律上的獨立性。從實際經營來說，深圳母公司與海安子公司均為法律擬制人，其意思表示均由組成其意思機關的自然人實際作出，而二者的意思機關組成人員并不相同，利益訴求相互獨立，二者所作經營決策亦隨之相互獨立，本案中海安子公司明知深圳母公司持反對意見仍實施了假冒行為即為例證。故此，海安子公司并不因獨資子公司的身份喪失獨立性。

第三，從以全資子公司的身份實施假冒注冊商標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研判。深圳母公司不僅是投資人，還是參與市場競爭的市場主體，海安子公司擅自使用其注冊商標，以低價將假冒的“律動源C”推向市場，不僅直接損害深圳母公司的銷售額，而且影響了母公司的業(yè)務拓展，造成難以估算的潛在損失。雖然，海安子公司獲取的收益歸深圳母公司所有，但并不足以彌補后者因此所遭受的損害。再者，假冒注冊商標的行為不僅侵害商標所有權人的利益，而且致使消費者無法通過商標對商品進行正常的區(qū)分與購買，擾亂了正常的經濟秩序，全資子公司的身份并不會弱化此類危害。最后，海安子公司因其全資子公司的身份掌握母公司的運作情況，使其假冒行為更具隱蔽性，搶占客戶更具有針對性；并因該身份得以向深圳母公司指定的企業(yè)訂購包裝袋，使其生產的假冒產品與正品具有相同的外觀，增加了客戶的辨識難度；又因該身份更容易的取得客戶信任，從而順利銷出假冒產品。綜合考量，與不熟悉情況的第三人相比，“家里人”——子公司實施假冒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更大更甚。

綜上，全資子公司的特殊身份不應成為構成假冒注冊商標罪的阻卻條件。故而，海安法院判決海安子公司、凌某犯假冒注冊商標罪。一審宣判后，被告單位海安子公司及被告人凌某均未上訴。一審判決已發(fā)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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