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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不足，尚未形成全國“一盤棋”。2003年“非典”事件之后，我國應急管理體系逐步形成“一案三制”架構，國務院機構改革設立應急管理部。但應急管理部主要負責自然災害和生產安全兩類突發事件，公共衛生和社會安全類突發事件的應急管理工作仍由衛健委和政法委來負責。目前，協同一體的智慧應急體系尚未形成，僅在自然災害和生產安全領域制定了信息化專項規劃。2018年，應急管理部印發《應急管理信息化發展戰略規劃框架（2018-2022年）》，針對嚴峻復雜的自然災害和生產安全形勢，構建應急管理信息化體系。而在公共衛生方面，目前僅在《“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互聯網+醫療健康”發展的意見》等文件中提出完善突發事件衛生應急體系，缺乏一體化、智能化的頂層規劃設計，尚需完善科學有序、協同聯動的工作機制。

（二）數據“聚通用”能力不足，難以有效提升應急管理效率。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極致考驗下，數據匯聚不全面、共享不通暢、開放不豐富、應用待挖掘等問題凸顯，數據賦能應急管理效率的提升有待加強。在數據采集方面，疫情識別和監測的采集手段落后、質量較低，仍以人工、手持式的體溫檢測設備為主，仍需紙質記錄和人工輸入的方式上報數據。在數據質量方面，數據缺乏治理，物資、床位、人口流動等相關數據未能及時規范化處理，準確度、透明度有待提高。在數據流通方面，不同政府部門和企業的數據仍存在“孤島”現象，數據未能實時共享和定期開放，跨層級、跨領域數據難以有效融通。在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方面，未經脫敏的個人信息頻繁遭到泄露，給確診患者及返鄉人員的生活帶來很大困擾，對整個防“疫”戰造成負面影響。

（三）精細化治理手段欠缺，難使人民群眾放心滿意。新冠肺炎疫情突發在春運的特殊節點上，各地在做好防輸入、防擴散工作上面臨著巨大挑戰，在筑牢疫情防控“銅墻鐵壁”的同時，匯聚人民群眾的力量群防共治，成為打贏這場戰“疫”的關鍵。面對嚴峻的疫情防控形勢，“一刀切”管理、“一放就亂”情況頻繁出現，社區排查不智能、觀察人員遠程監管不便捷、健康證明跑斷腿等群眾反映問題凸顯，傳統的管理手段難以滿足新要求，無法保障疫情監測和防治的及時性、有效性，難以有效支撐返程返工和復工復產。在此形勢下，利用數字化手段，織起一張橫到邊、縱到底、全覆蓋、無遺漏的精準防控和服務之網，才能最大限度消弭疫情的負面影響。

二、數字化手段，助力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不斷健全

疫情爆發后，各地加快利用云計算、大數據、5G、人工智能、區塊鏈等信息技術，推出遠程醫療、醫學影像AI、智能調度等應用，上線“健康碼”、口罩預約、不見面辦事、通信大數據行程卡等服務，為疫情防控提供實時、準確、全面的技術支撐。

（一）數字基礎設施支撐疫情感知“零時延”

以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為代表的數字基礎設施，持續推動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比如，電信運營商提供5G+光纖雙千兆網絡技術支撐，通過新華社、央視等多個媒體平臺，為數千萬人提供武漢火神山、雷神山醫院24小時“云監工”高清直播。面對新冠肺炎CT閱片量猛增、防疫一線放射科醫生短缺的情況，AI智能閱片幫助醫生全面識別病灶，診斷更快速、更權威、更精準。依托工業互聯網，關鍵物資生產調配管理更加智能化，通過在線辦公、遠程協同等方式幫助企業復工。傳統公共衛生信息系統結合5G、物聯網和AI技術，實現全面的監測預警、實時的數據交互和事件展現，為新冠疫情等突發事件的應急管理提供關鍵支撐。

（二）數據資源體系推動疫情信息“查得清”

高質量和豐富的數據資源是應急管理體系向精細精準方向發展的基礎，是智能化發展的強勁驅動力。比如，山東省大數據局通過人口遷徙數據，分析人口遷入遷出來源、數量和交通方式等情況，及時提供給相關部門開展聯防聯控；通過監測貨車流量、網上辦公流量、企業用電量等數據，綜合分析各地區各行業復工復產情況，為相關部門制定有針對性的措施提供決策參考。騰訊、百度等互聯網企業推出新冠肺炎疫情分布實時可視化應用，用戶可查詢疫情分布小區的具體位置，與當前所在地的距離和確診病例數量等信息。電信運營商推出疫情大數據平臺，統計全國特別是武漢和湖北等重點地區的人員流動情況，分析預測確診、疑似患者及密切接觸人員等重點人群的流動情況，支撐各部門對疫情的精準防控和精準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