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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經貿摩擦之區域知識產權保護問題

1.1 文獻綜述
針對中美經貿摩擦的知識產權問題，國內學者主要從國家宏觀應對策略、戰略制定等方面進行了討論。如陳繼勇提出冷靜分析目的和實質、科學評價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成績、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及不斷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與執法力度[4]；張守文提出完善相應法律法規[5]；易繼明提出全盤考慮、穩住陣腳、力挺多邊機制[6]；馬治國提出大力推進國家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的完善[7]；曹新明等提出以翔實充分的證據予以反駁、運用 WTO 爭端解決機制進行維權[8]。
在知識產權保護環境定量研究方面，國外學者將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國家層面的立法評價，而對執法狀況及國內具體區域評價的關注有限。Rapp等通過立法分析的方式對159個國家的知識產權保護強度進行了評價，形成R-R指數[9]。Ginarte等在R-R指數的基礎上進行了修正完善，創設了G-P指數，具體指標選取了立法中的專利客體范圍、保護期限[10]。Sherwood搜集了相關領域專業人員的意見，并以此為基礎對國家知識產權保護強度進行評價[11]。Kondo選用國家立法評價和問卷調查兩部分進行了綜合評價，指標選取方面也主要是專利保護范圍、期限[12]。Ostergard意識到前人研究中對執法評價的缺乏，構建了涵蓋國家立法情況與執法力度的量度方法，其中，執法方面以美國國務院發布的《經濟和貿易活動的國家報告》為基礎構建了執法編碼表[13]。國內學者以國家知識產權保護強度或水平的研究居多，韓玉雄等在G-P指數的基礎上增加執法力度評價[14]；許春明等提出的具體度量指標在與韓玉雄等選取的律師占比、立法時間、人均GDP及WTO成員國一致的基礎上增加了成人識字率[15]；董雪兵等對許春明等構建的執法強度指數進行了標準化[16]；詹映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中各國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指數構建了知識產權執法力度衡量指標[17]。
部分學者關注到中國各地區的知識產權保護強度差異巨大，即使在全國統一立法的基礎上，各地區執行也存在客觀差異，于是，近年來關于區域知識產權保護環境的研究漸次增多。其中，部分學者直接適用國家評價指標來進行區域測定，許春明等根據國家層面知識產權保護強度指標體系及其度量方法，進行了地區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強度的測定[15]；唐保慶等直接適用韓玉雄等設計的國家知識產權保護強度度量指標[18]；康繼軍等對董雪兵等的指標選取進行了相應地方化處理[19]。在研究知識產權保護強度與其他具體領域的相互影響時，部分學者選擇個別指標代替知識產權保護強度，如李梅等選用知識產權侵權結案率[20]，李莉等選用技術轉讓市場規模[21]，靳巧花等則將兩者結合[22]。區域問題專門研究中，知識產權綜合評價較多，如王黎螢等構建了區域知識產權制度實施的評價指標體系，其中針對知識產權保護的指標有4項[23]；任婉竹等構建了區域知識產權發展能力評價指標體系,關于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指標設兩個二級指標[24]；趙喜倉界定了區域知識產權保護能力的概念，并以創造、運用兩部分為基礎構建了區域知識產權保護能力評價指標體系[25]。向征等針對區域知識產權保護能力進行了專門評價，認為知識產權保護能力包括立法保護能力、執法保護能力和影響能力，并針對省域知識產權保護能力選取了10個量化指標[26] 。
綜上所述，現有研究存在以下幾個限制：第一，國家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的衡量指標對區域不具有針對性。第二，知識產權保護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中涉及保護指標的設計，一般選取個別指標刻畫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綜合評價力較弱。第三，在指標和變量的選擇上尚有不完善之處，部分執法指標與立法指標混淆使用；未能將知識產權的全面信息涵蓋，如缺乏著作權、商標權等信息；指標和權重的確定多使用主觀分析法，客觀性不足。第四，未把知識產權保護與知識產權系統的關系闡述清楚，忽視了知識產權創造、運用等方面的指標貢獻分析，也未確定具體比例。
1.2 中美經貿摩擦的知識產權原因
第6次美對華 “301調查”，實際矛頭指向了 “中國制造2025”，尤其關注中國電動汽車等知識產權密集型產業。從美國啟動僅需其單方認為有損國內利益即可進行的301 (b)程序，以及中國知識產權制度不存在違背國際條約、規則可以看出，美國發動此次貿易摩擦具有戰略目的。但中美經貿摩擦確實以知識產權之名開啟，且尋知識產權問題之實，以知識產權保護為手段限制中國創新發展。究其原因，美國作為研究開發密集型產業與高科技產品領域的世界領先者，對其他國家是否存在侵害知識產權和其他不公平技術轉移情況十分敏感與擔憂，他們認為知識產權保護環境不好將削弱美國公司在全球市場上的公平競爭能力，這也在特朗普總統備忘錄中得到說明[1]；另外，近年來中國科技創新高速發展、在專利申請方面已經位列世界第1位，美國認為中國高速崛起存在不正當之嫌，在現實層面存在盜取商業秘密、侵犯知識產權、強制技術轉讓等行為，在制度層面缺乏有效解決知識產權侵權救濟障礙的措施，將影響美國出口計劃及可能剝奪美國公民在創新發展領域獲得公平報酬的機會。
1.3 區域知識產權保護問題
《2017特別301報告》指出，中方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商業秘密保護不足、假冒商品的制造和銷售泛濫，并且在部分領域外國主體準入市場存在限制，并歸咎于知識產權立法不嚴、地方執法的保護主義，以及司法保護的區域不均衡等問題。《2019特別301報告》相較《2017特別301報告》，著重強調了知識產權刑事保護問題，包括刑事執法門檻過高、損害賠償金過低等。總結之下，很多問題的產生均源于地方立法、執法、司法，如部分省 (區、市)在地方立法中規定適用主體須是本地注冊的企業、社會團體，具有本地戶籍并在本地工作、學習的個人等，導致部分國外企業或個人相關申請渠道無法暢通；區域執法中，部分地區為短期保護地方經濟存在執法懈怠行為，部分行政部門對當事人投訴舉報不予回應，部門之間互相推諉；區域司法保護方面則存在司法不均衡、區域司法審判參差不齊問題，部分地區知識產權法庭審判工作開展遲滯。地域廣闊、行政區域繁多的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合力由各地區保護實際共同形成，而區域之間社會經濟發展差異大、特色各異、需求多樣，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與最適強度也各不相同，相較全國推行統一標準改革，地方問題自查先行改革創新也是一條可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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