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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標行政和司法實踐中南京國民政府的貢獻

在商標行政和司法實踐中,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初,由于各級法院和商標局在理解和適用《商標法》中有關條款的內容程序、執法尺度方面有所不同,致使出現同時受理同一商標案件,而裁判結果卻完全不一致的情況。而經由商標局評定、評決后的商標爭議案件,也時常被一些地方法院改判。為此,商標局要求工商部與司法部進行協調,并請司法部指示各級地方法院,在處理商標爭議案件時,應嚴格依照《商標法》的有關規定,不要超越自己的職責范圍和工作權限,而直接擅自判決商標爭議案件。
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初,一件“美蜂牌”商標訴訟,驚動了最高法院、工商部等當時所有的商標執法和司法部門,對商標權保護體系中的力量博弈產生了重要影響。“美蜂牌”商標訴訟的原告上海美豐針織廠,誕生于20世紀20年代。該廠創立的“美蜂牌”洋襪、手套、圍巾等商品商標,在當時全國同行中是一個響當當的名牌。“由于‘美蜂牌’洋襪商標在市場上具有很高的知名度,為此經常被同行業一些非法廠商所仿冒”。1928年5月間,美豐針織廠業主在市場上發現同行上海煥昌針織廠,非法在洋襪上使用“美蝶牌”商標。經美豐針織廠調查,在煥昌廠使用的“美蝶牌”商標中,除了商標名稱中的一個“蝶”字和“蜂”字不同外,其他包括商標圖樣的內容、顏色等完全一樣。
就上海煥昌針織廠在市場上非法仿冒“美蜂牌”注冊商標一事,上海美豐針織廠多次向當時的商標行政主管部門全國注冊局反映。1928年10月22日,全國注冊局向工商部請示“據上海美豐針織廠呈稱,呈為注冊商標,痛受仿造類似商標,侵占權利,請求部令禁止,迅給嚴諭取締”。另外,全國注冊局在給工商部的請示中還談道:“查該商所呈‘美蜂牌’商標,系于十七年(1928年)四月三十日補行注冊,并發給一六一號注冊證在案。‘美蝶牌’商標并未注冊,其全圖布置,美人、六蝶及花木亭石,與‘美蜂’全同一式,確有影射之嫌。擬懇請均部轉函上海特別市政府,嚴行取締,以杜假冒。除批示外,理合具文呈請鑒核轉行,實為公便。”同年10月底,工商部訓令全國注冊局: “除批示外,合將原送附件,發交該局,仰即逕行核示可也,此令。”
期間,上海美豐針織廠還以工商部的訓令,呈請上海地方法院判決執行。在接到上海地方法院的判決后,煥昌針織廠不服,復行上訴于江蘇省高等法院。上訴結果出乎意料,江蘇省高等法院認為“美蜂牌”和“美蝶牌”商標圖樣不相類似,將商標局對此事的處理結果及工商部部令,予以全部推翻。此案件判決后,雖經工商部向最高法院提出異議,但最后仍然沒有得到糾正,由此引發了在商標侵權認定方面行政權與司法權的沖突。對此,工商部商標局認為:對于各種商標爭議案件, “在商人不問事權所屬,投訴法庭,固無足深究。而法院為執行法律機關,亦若不知法令所在,越俎代庖,殊難索解”。
面對江蘇省高等法院對“美蜂牌”商標案件的判決,工商部按照政府有關程序,向地方法院的上級部門行政部提出“法院非商標注冊機關,對于商標案件審查,既無深刻研究,判斷錯誤,勢在必然。‘美蜂’‘美蝶’前后矛盾,即其證明。竊維國家設官分職,各有專司。商標注冊,既屬職局職權,則凡遇商標案件,均應依法咨送職局處理,而維商標行政”。
在此期間,被當時地方法院判決翻案的商標案件還有很多。如“美國國家炭品公司呈以精新電池廠‘四飛蝴蝶’商標,仿冒該公司‘EvereadyLabel’商標,業經職局批令,精新電池廠修改圖樣,取具使用年月日證明,以憑核辦,并批知在案”。此商標侵權案件,在商標局還未最后辦結之時,“此案已呈準上海臨時法院判決勝訴,限精新電池廠將該商標全部修改等情到局”。商標局認為“查該項商標爭議,既均呈局有案,理應聽候依法解決。乃該法院竟不咨詢本案辦理情形,遽行評決,似多未合”。
還有英美煙草公司與華氏兄弟煙草公司關于“RubyQueen”與“RosyQueen”商標爭議案件,雙方當事人已呈請商標局為評議評定之請求,但英美煙草公司不等商標局評議評定結果,便又匆匆向上海臨時法院提出刑事訴訟。而地方法院不顧商標局提出的意見受理此案。后華氏兄弟煙草公司按照《商標法》有關規定,向地方法院提出,按照商標爭議處理程序規定,本案應由商標局進行解決,而上海臨時法院根本不該受理英美煙草公司的刑事訴訟。
江蘇省高等法院、上海臨時法院和商標局之間的認識分歧,對案件的處理造成了混亂,也給商標行政管理工作帶來了較大的負面影響。1929年2月7日,商標局以第三十四號呈文,向工商部提出,按照當時所執行的《商標法》第36條的規定,如果當事人因為商標專用權的糾紛而提起民事訴訟或者刑事訴訟的,司法機關應當等待商標行政機關對商標權的評決結果確定以后,再根據該結果啟動訴訟程序,所以“請咨司法部禁止各級法院,關于商標專用之訴訟案件,不得逕行判決”。“以商標之審查異議及評定等事項,皆屬商標局法付之職權。非經商標局審查有無類似確定其商標專用權后,司法機關不能定其物權所屬,則民、刑訴訟,即無由以及以進行審理。”
經工商部和司法行政部多次協調,取得一致意見:法院在審理和裁決商標案件前,應事先由商標行政管理部門進行審理;法院在商標案件的判決前,也應征求商標行政管理部門的意見。此外,由司法行政部通知各級地方法院,其后不得直接判決有關商標爭議、商標侵權等案件。
1929年3月9日,工商部以商字二五二五號指令通知商標局局長,已請司法行政部“令飭各級法院,不得逕行評決關于商標專用權之訴訟案件”,并“通令各級法院一體遵照”執行。至此,通過工商部和司法行政部的多次協調、交涉,各級地方法院從此不再先行審理商標侵權案件,商標權保護的行政先決制度就此確立。
行政先決制度統一了《商標法》的執行標準,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對商標權利人的保護。這使得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商標注冊的數量大大增加,據統計,從1928年到1938年的10年間,南京國民政府新增注冊商標達到了33806件,遠遠超過了北洋政府時期。此外,中國商人注冊商標的熱情也被充分調動起來了,在新增的注冊商標中,屬于中國商人的就占到了將近一半,達14668件之多。就年度而論,由于查驗北洋時期商標注冊證的原因,1928年至1929年,外商注冊商標所占比例較高,分別約為82%和85%。1929年以后,華商注冊商標的百分比就一直超過外商,其中尤以1933年的73%和1938年的71%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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