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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法與競爭法的同質性

商標法與競爭法具有密切的聯系,其同質性表現在包括商標權在內的知識產權在形式、微觀和靜態上表現為一種合法的壟斷權,在本質、宏觀和動態上體現為對競爭的促進。商標法與競爭法中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具有深厚的淵源。對于兩者的同質性,具體言之,可從以下幾方面加以考察:
1.兩者在起源上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系。英國、美國的商標法起源于普通法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在英美法系國家,對商標的保護首先開始于假冒訴訟。早期反不正當競爭的范圍較為狹窄,主要集中在假冒,而最早的仿冒行為則主要表現為對他人商標的仿冒。美國和英國的法院就形成了一種稱為“假冒( passing off or palming off)的侵權法理論。按照這種理論,當原告可以證明被告以欺騙他人的方式使用了原告的商標,使消費者誤認為被告的商品來源于原告,被告的行為就構成了“假冒”,法庭也可以據此下達禁令。“ Southem v.How案”和Dean v.Stel案”通常被認為是英國關于商標保護最早的案例,同時也被認為是仿冒訴訟的標志性案例。在這些案件中,個布商在普通法院起訴,稱他對于自己制造的布享有很高商譽,獲利豐厚,其商標因布而得名。被告在自己銷售的布上用了與之相同的商標,消費者由于該欺騙行為而購買了被告的布匹,從而導致原告的正當權益受到損害。最后,原告贏得了訴訟。
在19世紀,競爭法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的政策目標和內容。競爭法首先開始于反不正當競爭,至于反壟斷法的發展則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進入壟斷資本主義以后的事情。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競爭法的主要任務是維護自由競爭的經濟政策,制止不正當競爭。在資本主義社會由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進入壟斷資本主義后,壟斷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這時,壟斷法成為國家干預經濟的必要手段。反不正當競爭法起源于私法中的侵權法,是傳統民事侵權法在經濟市場化和社會化程度提升以后,向商事及公法領域的一種自然延伸。3而后,隨著不正當競爭的手段日益多樣化,不正當競爭的理論擴展到了假冒以外的案件,并逐步從侵權法中獨立出來成為獨立的法律部門。從各國商標法與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條文可以看出,幾乎所有國家的反不正當競爭法都將假冒他人商標的行為作為一種典型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加以規制,只有這樣才能體現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完整意義,否則,這部反不正當競爭法將因為欠缺對商標假冒行為的規定而變得殘缺不全。
2.兩者具有相同的商業道德基礎。商標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均建立在誠實信用的商業道德基礎上,商標與反不正當競爭立法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商業倫理法律化的過程。對于不正當競爭的定義,見仁見智,未有定論。如《巴黎公約》第10條規定:“違反工商業務上誠實習慣之任何競爭行為,均構成不公平競爭行為。”德國1896年《不正當競爭防止法》第1條規定:行為人在商業交易中以競爭為目的而違背善良風俗,可向其請求停止行為損害及賠償。”綜觀以上定義,雖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表述各不相同,但這些行為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均為違反商業誠實習慣之行為。從各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立法實踐來看,不正當競爭行為一般來說包括假冒、對自己商品和服務的質量、功能、特征等進行誤導消費者的陳述、毀人商譽、盜取商業秘密等內容。由此可見,誠實信用原則體現在反不正當競爭法中,且蘊含了以下幾個層面的要求:一是禁止任何商業欺詐行為;二是禁止任何盜用他人商譽的搭便車行為;三是禁止任何詆毀他人商業信譽以抬高自己的行為。商標侵權行為不僅是典型的商業欺詐行為,同時也是一種盜用他人商譽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可見,商標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具有相同的商業倫理基礎,均服務于促進和維護公平有效市場競爭的公共政策目標。
3.兩者調整對象的相同性。競爭法的調整對象是市場競爭關系和市場管理關系。商標法調整因商標而產生的法律關系,分析這種法律關系的內容,其實質無外乎也是市場競爭關系和市場管理關系。一方面,商標法調整關于商標的使用、轉讓等橫向流轉關系,解決關于商標資源在商標權人與競爭者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涉及市場競爭關系,目的是確立一種橫向的競爭秩序;另一方面,商標法調整商標行政管理機關與商標申請人、商標權人在商標確權、商標使用管理等方面的關系,這是一種縱向的管理關系。由于商標經營者經營商標是一種市場行為,所以國家商標行政管理機關對商標申請、授權以及使用的管理說到底是一種市場管理行為。
4.兩者在實現目的的手段上具有一致性。正由于反不正當競爭法與商標法都具有利益的結構化和立法價值多元化的特點,一個侵害商標權的行為在侵害商標權人利益的同時必然也侵害了其他競爭者的利益、消費者的利益乃至更廣泛的社會公眾利益。由此決定著純粹的私法救濟和公法救濟都不足以全面實現商標法的立法價值及對多重利益主體的保護。因此,商標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提供了民事救濟和行政救濟兩種救濟途徑供受到不正當競爭行為侵害的商標權人或其他經營者選擇適用、當事人可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亦可向行政機關投訴,行政機關對涉及民事賠償部分可組織雙方在自愿的基礎上進行調解。即使在受到侵害的經營者沒有主動尋求救濟的情況下,有關行政機關對不正當競爭行為仍然可以依職權進行監督檢查。這也是“反不正當競爭權”這一特殊私權與其他私權相比所具有的獨特性所在。一般私權,如物權,遵循不告不理原則,權利人可以自主選擇是否通過民事訴訟來尋求救濟,行政機關一般不會主動依職權進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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