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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

權利救濟是司法價值訴求的一個方面,而恢復秩序則是司法價值訴求的更深層次。2009年3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審理涉及金融不良債權轉讓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中指出:“人民法院在審理此類案件中,要將法律條文規則的適用與中央政策精神的實現相結合—確保審判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統一”。一個理想的商標糾紛案件的審理應當做到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
在法律之內實現和擴大社會效果的途徑很多,邏輯標準與政策標準的協調就是其中之一。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對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法官在適用法律的同時積極回應司法的社會需求,為大局服務,而不是一味地機械司法,就案辦案,回避司法應當承擔的政治與社會責任。如果僅僅將商標法作為一種財產保護法,而忽略商標權財產屬性背后的政策意義,將使司法成為保護私有財產的工具而迷失其社會治理的責任。雖然知識產權法的法律壟斷與經濟壟斷具有不同的意義,但事實上,知識產權行使有時的確可能產生反競爭效果。有的行為從知識產權法看是合法的,但從競爭政策的角度來看卻是違背競爭利益的。因此,商標權的行使是否構成對競爭利益的危害以及兩者的協調很多時候需要結合具體個案進行綜合考量并作出司法判斷。
從歐盟近年來一些案件的審理來看,歐盟競爭政策不再假定知識產權法授予法律上的壟斷當然構成經濟壟斷,而是在具體案件中結合個案以及過去的案例經驗對一個知識產權人的市場力量進行評估。如果出現一個知識產權人的行為根據知識產權法律是合法的但根據競爭法卻是非法的,歐盟競爭法保護進行干預并限制知識產權的權利,以維護市場上的有效競爭。如在1988年在“ Magill tv guide訴BBC等三家電視臺拒絕許可每周電視節目表案”中,歐盟委員會及歐洲法院的意見即充分體現了上述精神:當知識產權的利用與社會公共利益發生沖突時,對前者的保護應讓位于后者。
我國在司法實踐中對類似案例的審理也需要法院融入平衡的智慧,在知識產權人的利益與公共利益發生沖突時進行利益取舍和抉擇,而我國有些案件的審理恰恰忽略了這樣一種平衡如“裴立、劉薔訴井陽岡酒廠著作權糾紛案”留下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那就是被告于1980年就已經使用《武松打虎》圖作為商標張貼在酒瓶上進行公開銷售,1989年11月又將該商標圖案予以注冊。也就是說,在被告使用該商標圖案到原告1996年起訴時已時隔16年。一個經營了16年之久負有盛名的商標早已不是一個符號的意義,而是固化為經營者與消費者的信息識別標志,這樣的商標因原告的一紙訴狀而被叫停,無論對商標權人還是對消費者來說都是不公平的。而在“‘家家’商標糾紛案”中,沒有實際使用過的注冊商標所有者卻從在先使用者處獲得了巨額“侵權”賠償。在這些案件中,司法的社會治理功能似乎被忽略了,而原告保護私權的訴求主宰了一切。
實現法律規范功能與引導功能的統一。審判活動實質上是對社會行為的一種法律評價和價值判斷,它解決的不僅僅是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糾紛,還發揮著對社會主流價值觀和行為模式的引導功能。審判工作通過對某種行為的肯定或否定,引導人們對法律合法化和正義性的認同,實現社會秩序的穩定和和皆。1在司法審判中,運用競爭政策對一些商標侵權案件作出合理判決對于引導人們形成商業社會誠實守信的價值取向具有重要意義。司法判決對人們的行為具有很強的引導功能,決定著人們以后的行為選擇,如獎勤罰懶的判決結果將使人們在經營活動中更為注重誠信,注重對自身合法權利的維護,相反的判決所產生的引導效果也是相反的,它將使人們滋生機會主義傾向,希冀通過投機取巧為自己獲得更多的利益。因此,人民法院在審判工作中一定要有積極發揮法院審判活動社會引導功能的自覺性和使命感,不僅要解決當事人之間的爭議,還要引導人們認同社會主流價值觀,尊崇社會正義,促進人心向善、社會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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