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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知識產權保護范圍的變化

自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實行“親專利政策”以來，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理念在國際社會一度盛行。近年來，隨著新技術的迅速普及與全球化、網絡化的加快發展，開放式創新逐漸成為主流。在該模式下，保護范圍過寬造成的社會福利損失明顯超過創新激勵收益，這成為當前發達國家國內要求弱化知識產權保護的主要動因。不過，在對外關系上，發達國家依然要求發展中國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后發國家在其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需要引進發達國家的研發技術，此時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在短期內將形成價格壟斷，降低社會收益(Deardorff，1992)。如何突破保護范圍擴大帶來的負面影響，充分利用其激勵創新的正面效應，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重要課題。
我國自1984年通過《專利法》以來，各種涉及知識產權保護的政策、法規陸續出臺并實施，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不斷加大，知識產權政策工具運用日趨成熟。以《專利法》的三次修訂為例，在1992年第一次修訂中，增加了擴大專利保護范圍、延長專利保護期限等內容;2000年第二次修訂，明確提出專利侵權賠償金額的計算原則，并加大對尚不構成犯罪的侵權行為的行政處罰力度，較第一次修訂，這次修訂措施進一步細化、具體化;在2008年第三次修訂中，除繼續加強專利權保護外，更強調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鼓勵創新能力提高的功能，充分體現了我國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宗旨。全球金融危機后，我國擴大知識產權保護范圍的政策措施主要表現為保護對象類型的增加和執法能力的增強。在保護對象類型上，2008年推進植物新品種保護;2009年加大對農產品商標和地理標志的保護力度;同年，開展第五次全國范圍的打擊網絡侵權盜版專項治理行動，規范網絡版權秩序。在執行能力方面，2010年在完善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知識產權海關保護條例等知識產權法律法規的同時，強調全國各級司法機關加大司法保護力度，提高知識產權執法水平;2011年加強我國知識產權審批登記能力建設，審批登記質量與效率均有新突破。

上述措施對企業研發投資的作用效果如何，應當同時采取哪些協調措施避免社會福利損失是進一步完善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政策亟需解決的問題。上述模型表明，知識產權保護范圍的創新激勵效果呈倒U型變化。即當一國知識產權保護范圍較窄時，加強保護，能夠促進技術創新;而在保護已經達到一定程度后，繼續強化保護，將導致技術過度壟斷，反而阻礙創新。只有確定適度的知識產權保護范圍，同時出臺相應配套措施才能發揮知識產權保護激勵創新的正向作用，抑制其對社會收益的負面影響。
(1)建立知識產權指標考核體系，鼓勵企業提高研發支出
分析結果顯示，擴大知識產權保護范圍，增加企業研發支出的前提條件是企業具有一定的研發投資規模。只有研發投資達到一定水平之上，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才能增加企業的創新研發支出。由此應當采取補貼、稅收優惠等措施激勵企業增加研發投資。不過，由于政府的監督能力有限，企業存在利用優惠政策漏洞牟利的“敗德行為”動機。例如，騙取國家稅收彌補企業的資金缺口;申請大量垃圾專利粉飾業績等。另一方面，獎勵措施容易造成社會資源浪費、企業研發投資重復投入。為此，應當建立合理的知識產權指標評價體系，對真正具有創新能力的高科技企業，給予稅收優惠和貸款利率優惠;對企業用于研發的投資部分，加大優惠力度;對發明專利授權量占企業專利授權量較高比例的企業給予更多的經費支持。該體系有助于為政策激勵機制引入市場化元素，實現公共資源有效利用、防止政策效應遞減。
(2)建立知識產權信息交流平臺，促進企業間的技術交易
分析結果顯示，通過技術轉讓或許可等技術交易推廣知識產權，不僅可以增加社會收益，還可以增加研發企業利潤，激勵其增加研發投資。因此，營造良好的技術交易環境，降低交易費用，可以使知識產權保護政策發揮事半功倍的效果。

為保障技術交易順利開展，除完善知識產權價值評估體系外，還需要為企業提供有效的知識產權技術信息。目前，我國企業技術信息大多來自企業內部，來自其他企業和高科院所的外部有效信息不足。特別是中小企業，相比大企業，信息渠道較少，很難獲得圖書館等信息機構的服務，也缺乏對信息的權威性識別和挑選。為充分開發利用信息資源應做到以下三點:一是建立企業技術信息網絡平臺以捕捉國內外技術的最新動向;二是與高科院所等研究機構建立長期合作的技術研發平臺，依靠專家智慧、整合社會資源;三是完善企業技術信息檢索環境。將企業、高校的檢索系統與知識產權局系統相銜接，融會各部門數據庫，實現信息共享。
(3)整備司法環境、提高執法水平，在保障企業知識產權收益的同時，抑制過度壟斷
擴大知識產權保護范圍，可以提高知識產權盈利水平，增加研發企業利潤。這將激勵企業在其自身利益驅使下，自覺加大研發投資支出，從事創新活動。為保障這一機制的順利進行，需要在擴大保護范圍的同時，整備司法環境，最大限度降低侵權行為的發生概率;提高執法水平，確保對侵權行為形成威懾力，切實保障企業獲得知識產權收益。
另一方面，擴大知識產權保護范圍，短期內將降低技術引進企業的收益，不利于技術推廣，并可能助長壟斷行為，造成社會福利損失。因此，需要政府采取相關措施，如立法規定強制執行原則、例外原則等做法，抑制過度壟斷;還需要防止知識產權濫用現象出現，避免技術領先企業采用“專利叢林”、“潛水艇專利”等方式阻止競爭企業的研發創新活動，壟斷技術。
綜上所述，對知識產權保護范圍的規定，應當以能否增加研發投資為衡量標準，以激勵創新、提高社會福利水平為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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