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有作用，但我們最擔憂的是它太貴了！”這句感嘆，來自美國國家醫學院院長 Victor Dzau 在2017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上的發言，這場分論壇聚焦“精準醫療”，醫學領域的行家們到底怎么看待這一醫學領域的“新物種”？

這一論壇的參會名單包孕：瑞典烏普薩拉大學教授Carl-Henrik Heldin、賽默飛世爾科技公司大中華區總裁Gianluca Pettiti、荷蘭皇家菲利普首席創新和策略官Jeroen Tas、英格蘭基因組學有限公司合作總監Vivian Tan、凱撒醫療機構戰略與轉型副總裁Vivienne Parry和美國國家醫學院院長Victor Dzau。

作為健康領域里的一個時髦詞匯，精準醫療的知名擁躉——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曾對其給出如下定義：

“把按基因匹配癌癥療法變得像匹配血型那樣尺度化，把找出正確的用藥劑量變得像測量體溫那樣簡單，總之，每次都給恰當的人在恰當的時間使用恰當的療法。”

但“精準醫療”在世界范圍內的發展，似乎并不如這位美國前總統的預期。參與2017·達沃斯論壇“精準醫療”分論壇的大部分嘉賓都認為，成本問題、個人隱私掩護問題仍然限制著這一醫療前沿科技的發展。

不過，來自醫藥公司荷蘭皇家菲利普的發言嘉賓則表達了他對于未來趨勢的樂不雅觀，“我相信有些精準醫療方面的工具很快會降低到100美元，甚至更低。”

精準醫療，，負擔得起嗎？

美國國家醫學院院長Victor Dzau在首次發言中體現，腫瘤治療在很大程度上鞭策了精準醫療的發展，但目前這兩者有一個相同的問題——昂貴。他提到了一個數據，在美國每個癌癥病人的平均治療成本是9萬3千美元，而維持生命的時間僅4個月，“很多有效的試劑和產品無法上市都是因為成本昂揚。”

Victor Dzau強調，治療效果和成本之間要做到平衡，這種成本有效性是真正的價值所在。一切創新要基于這個基礎。

作為醫藥公司代表，來自凱撒醫療機構的發言人則體現，公司設立了300人的基因組學的顧問團隊，比較研究短期和長期的治療的治療方法的有效性，嘗試以此降低成本。

瑞典烏普薩拉大學教授Carl-Henrik Heldin,，做到“精準”是實現低成本的前提，“選對藥物的話，即使貴也可以減少重復用藥，從而降低成本。”

但這名來自瑞典的教授認為，尤其在腫瘤領域，精準醫療實現的難度很大，“癌癥并不是一種疾病，有很多種亞型，個體差異很大，要找到最適應個體的藥物非常艱難。”

對于DNA排序這一醫療手段，他認為雖然成本最低，但對于變異后的腫瘤，DNA排序仍然無力解決。而對于這些變異的驅動因素，目前仍然無法找到。

對于成本問題，來自醫療技術公司荷蘭皇家菲利普的Jeroen Tas認為，精準醫療工具的價格正在不停下降，他體現：“我相信有些精準醫療方面的工具很快會降低到100美元，甚至更低。”

Jeroen Tas認為目前精準醫療價格仍然高企的主要原因在于臨床試驗的成本過高，而這一項占到精準醫療投入的最大比例，但其實很多臨床試驗是不須要的。

賽默飛世爾科技公司大中華區總裁Gianluca Pettiti對比了中美之間衛生醫療支出，他體現，中國去年的衛生醫療支出占GDP的6%，達到了11萬億元,，但人均只是美國的1/20。因此，他認為中國到達到發達國家的醫療水平還很漫長，必需要專注于醫療技術與效率的提升。

個人提供了醫療數據，但受益的卻是醫藥公司

除了價格要素之外，凱撒醫療機構戰略與轉型副總裁Vivienne Parry認為，醫療數據的隱私性值得關注。她認為，數據的隱私性和收益權之間的矛盾是最大問題，即個人提供了醫療數據，但受益的卻是醫藥公司。

Vivienne Parry提到，因為這個原因，非洲裔英國人對于基因組學的可行性和公平性相當懷疑。她認為，必然要分享醫療數據，而且做到全球分享。此外，監管應該覆蓋到醫療數據的擁有權和使用權上，但目前世界各國都沒有相關法律。

荷蘭皇家菲利普的Jeroen Tas將醫療行業與金融進行了類比，他認為，醫療行業數據量目前并不是關鍵問題，如何更好的解讀問題才更應該重視。“這方面醫療可以借鑒金融行業，在沒有政府扶持的情況下，金融行業就逐漸發展出了全球支付，而且沒有傷害到個人隱私。”

Jeroen Tas還專門提到了年輕人的態度，“他們（年輕人）總以為本身是不會生病的，不會愿意分享健康數據。”

針對隱私和信任問題，Jeroen Tas還認為這與政府的受信任程度有關，一般信任政府的國家會更愿意分享本身的醫療數據，而不懼怕隱私問題。“因此，在某種程度而言，要想解決數據的隱私問題和信任問題，首先政府要提升本身的公信力。”Jeroen Tas說道。（本文首發鈦媒體，記者/蔡鵬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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